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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韩寒是主动不念了,我是被和谐了”——被自毁前程的中学生  

2010-07-18 16:44:59|  分类: 麻辣评说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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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红豪告别华中师大一附中高二(27)班的教室,已经14个月了。
华师一附中在湖北省声名赫赫,是数一数二的省级重点中学。学校网站的“知名校友”栏目里,有上百位博导、院士、将军、书记、委员、董事长、总经理,也有少数几位文化领域的知名人物如易中天、蒋方舟。
2010届高中毕业生,也就是李红豪的一千六百多名同学,如今已经拿到了各自的高考成绩。有406人分数超过600,学校初步统计的理科重点率达到84%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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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文《草见人命》批注版,原来的作文在规定的作文格里完成。李红豪开始没有拿到作文原件,网上流传的电子版《草见人命》是他凭记忆写的,与原稿作文有些出入。 (李红豪/图)

李红豪既不在这84%之内,也不在这84%之外。他手里只有一份语文试卷答题卡的复印件。14个月前,高中二年级的期中考试,语文这一科,他交了份“另类白卷”——除了作文,答题卡上一片空白。题为《草见人命》的作文得到了25分(满分60),以及力透纸背的四字评语:“自毁前程!”
他的班主任说,不改正思想,就不要再进教室。于是他至今再没进过教室,尽管学校并没有正式宣布给他任何处分。他用半年时间写了一本22万字的小说,名叫《逃花园记》,自掏3万块出版。这个轨迹很像当年韩寒的模样,李红豪不这么觉得:“韩寒是主动不上学了,我是半主动……应该说是被和谐了。”

这篇作文可能会惹事
高二语文期中考试是2009年4月23日。前一晚李红豪睡得不好,早上在学校食堂吃热干面,不知为什么又吃得胃里不舒服。“总是昏昏沉沉的,我已经打算不考了,准备跟老师讲一声。”李红豪回忆,“卷子发下来,看了一眼,也没有真正考语文修养的题。”
但是看到作文题,他突然就像卢梭看到了第戎科学院征文的题目。卢梭在《忏悔录》里是这么写的:“一看到这个题目,我登时就看到了另一个宇宙,变成了另一个人。”
考题要求根据一段文字材料作文,文字大意是:非洲有一种叫尖毛草的野草,别的草都在往上疯长时,它却一直往地下深处扎根,所以表面看起来长得很慢,但风雨一来,其他草都倒了,而尖毛草却岿然不动。
按照“正常”的应试思路,题目的寓意很好分析:在学习上不好高骛远,要打下扎实的基础。但李红豪不知被点了哪股邪火,提炼出“根深蒂固”四个字,来形容教育中的专制主义。
在被认为“自毁前程”的这篇作文里,判卷老师勾出了如下字句:
“……我想,原来‘官本位’的等级专制也要从娃娃抓起。”
“老师说的你不能反驳,不管他说的对不对,否则你便犯了‘顶撞’之罪。”
……“要按正常写,还不是那些陈词滥调,我们的所谓作文写来写去就是那些东西。”直到南方周末记者问起,李红豪都还没有设想过如果按照“常理”他会怎样写这篇作文,“一篇作文可以套十个题目,改动几句话就套上去了。我初中就这么过来的,一篇作文用过七八次。如果你上过10年语文课,就会深深地有这种感觉,但是没办法,试卷上的分数在大家脑子里是根深蒂固的。”
期中考试如此重要,他居然敢打算不考了,记者表示不解。李红豪很淡定:“对高中来说,只有高考才重要。”
考完试隔了一个双休日,语文卷子发下来,唯独没有李红豪的。“那时候我在外出差,他给妈妈发了条短信:卷子没发下来,这篇作文可能会惹事。”李父告诉南方周末记者。
周一早自习,班主任胡老师把李红豪叫出教室。“他说不改变思想就不要再进教室上课。他给的条件很苛刻:再也不能写这些东西,再不能给学校挑刺,不能讽刺学校、老师、政策……还要把爸妈请来,一起到年级主任办公室,一起教育你。”李红豪回忆说,胡老师还要求他转班甚至转学。
他没想到“胡哥”这么大的火。平时他常常以“胡哥”称呼这位40岁的班主任,“我们是很好的球友,一起打球踢球,关系非常好;我们讲足球时,怎么讲都可以,但一说到教育问题,就针锋相对互不相让。”后来跟同学讨论此事,李红豪觉得这篇作文恐怕只是导火索,他不是第一次惹恼老师们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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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红豪现在还不满19岁,天蝎座,说话透着稚嫩,看过很多“杂书”,擅长用名人名言力撑自己那些令 老师头疼的观点。他的未来还是空白一片,或者说,还有很多的可能 (李 红豪/图)

不是我出头,是其他人的头缩回去了
“我在班上属于激进派,对学校一些比较迂腐的规定,很多人敢怒不敢言,私下抱怨,但事到临头还是乖乖听话。最典型的事情就是买校服。”
从2007年9月1日到2009年4月27日,李红豪在华师一附中一年半时间,已经买了4套校服,而他的大多数同学已经买了5套。最后这一套冬季校服,他坚决没有买。全年级一千六百多个学生,只有4个人没买这套冬季校服,都是李红豪班上的。“你可别以为是我带动的啊。”他笑着说,“我觉得这是教育商业化一个很不好的例子。我一个同学拿校服到江汉路服装批发市场一个做衣服的那儿,让他照着样子做,说是56块一套,可我们学校卖256元。这事全年级都知道,但还是要买。”“学校不让我上课,与校服的事肯定有关系。唉,说这种事,一天也说不完。”李红豪说。
他把校服事件写进了小说。主人公陆谦在拒买校服这件事上,和班主任“飙哥”当着全班进行了一场唇枪舌剑的论战,飙哥最终无奈退场。论战中飙哥表示要“枪打出头鸟”,而陆谦柔声应对道:“不是我出头,而是其他人的头都缩回去了,我的头没有动。”
这也是李红豪对自己的看法。
《逃花园记》里,有陆谦跟老师们多次的舌战,有对宿舍管理、主课老师“霸占”副课时、考试牛人不知中国在哪一大洲等等各种现象的讽刺,有寝室好友分别的伤感,也有一段朦胧的校园初恋。
李红豪离校约一个月后,开始动手写书。他翻看旧日记,发现“只要把主语一改就是很好的小说”。
小说还写到主人公有次作文里抄了鲁迅的文章,结果被老师批得一无是处,这同样“来自生活”。“抄鲁迅的是一个同学,我抄的是林语堂《吾国与吾民》的几段话。”李红豪现在特别后悔没把那篇批改过的作文保存下来:“改得面目全非:用词不当,搭配不当,语句不通顺……还有个错别字,那是我自己抄错的——就这一个是我自己的问题,其他都是林语堂的问题。”
李红豪对语文考试的不满从中考开始。他的中考成绩很不错,除了语文,其他科目都得到武汉所用“位置值”评分制度里的最高等级。但语文恰是他最擅长的科目。“中考一完,武汉报纸就会登出试题和标准答案。我看阅读题,发现我的答案比标准答案好多了,但跟它不一样。难道只有这一种答案?我又从阅读题想到作文,问题更大,同一篇文章,这个老师打60分那个老师打20分,这很正常……慢慢思考下去,中国教育最大的问题就是语文。”
李红豪在网上认识了几个台湾网友,交流过语文试题。他认为台湾中学的语文考试才算得上“真正考语文修养”。在《逃花园记》的后记,他抄录了这样的题目为例:
请名人代言是提高广告说服力的好方法。下列四则广告标题,如单就文字意义,寻找背景相契合的古代名人来代言,则最不恰当的组合是:
A.请庄子代言“自然就是美”。
B.请子路代言“心动不如马上行动”。
C.请苏秦、张仪代言“做个不可思议的沟通高手”。
D.请司马光、王安石代言“好东西要和好朋友分享”。不是反击学校,而是整个教育现状
2009年11月书稿完成,李红豪找到长江文艺出版社。“到总服务台问了,编辑室在9楼,上去看见有两个编辑,我挑了年轻点的那个,估计比较好沟通。”
小说的责任编辑杜东辉经常见到这样的“文学爱好者”,既有李红豪这样的学生,也有七八十岁的老人。“对一个高中学生,我觉得写得算不错了。引人发笑,可读性之外也还有一些思想。我觉得应该会有一定读者。”杜东辉也找了另外一些编辑商量,但多数人并不看好这部书稿,“因为市场上青春文学太多,很难冒出来。出版社也不可能花多大力气去宣传。”
李红豪把这本小说当成对学校做法的一种反击,“也不是反击学校,而是整个教育现状。”他希望能尽快出版,甚至愿意自己分担部分成本。杜东辉说他也劝过这个孩子,“工薪阶层,这可不是小数目,未必都能收回来。我们也没少见作者自己投入出书,结果石沉大海。他妈妈也说过担心,她是希望儿子满足了这个心愿,回去继续读书,免得再去折腾。”他只好尽量为他们介绍了价格便宜的印刷厂。
《逃花园记》首印5000册,零售价22元,总码洋11万。杜东辉告诉南方周末记者,如果一本不剩全部卖掉,李红豪的妈妈还可能稍有盈余。据他了解,这本书在武汉卖得还不错,尤其是华师一附中旁边有家书店,“第一次进了几十本,后来又进了百把本。其他地方像北京、上海,反响不怎么样。”
在小说里,李红豪把中学生的作文比喻成大英博物馆,“里面有太多不属于自己的东西”。现在他出了书,但也并非就能把自己的东西尽数亮出来。最终的成书与原稿相比,还是被“和谐”掉了几千字,他全文附在后记中的那篇惹事作文《草见人命》,编辑觉得有点敏感,还是拿掉了。
父亲对儿子出书还是支持和赞赏的:“要不说现在的小孩思路相当开阔,知道自己去解决一些问题。”他看了小说,认为“语言幽默、流畅,很真实”。他也关心儿子书里描写的那段初恋,究竟是否真有其事。李红豪说,恋爱情节是虚构的,“从来没碰到过蛮喜欢的。假如有的话,我想都不会想就会回学校了”。
你知道我多想给清华大学校长写信吗
李红豪从小很自由。上幼儿园时社会上已兴起“培优”风气,但父母从不强迫他上任何兴趣班。上学之后,他们也很少干预儿子。儿子离校在家一年多,没有主动表示想回去上学,父母也并不强迫催促。
“我们过去的中学也是这样。”父亲说,“只不过我在这个年龄,就是赶快上学,高中也好大学也好出来之后赶快养家,没别的什么想法。他们现在接触的事情又多,世界上发生的,几分钟就可以知道,看书也多。”
但李红豪和学校之间的纠葛,到底还没有一个解决。校方对他的事情三缄其口,南方周末记者多次拨打班主任胡老师电话,或者迅速挂断,或者无人接听。《武汉晨报》记者史强从半年前就多次联系校方采访,但颇为艰难。
“我去了六七次学校,一开始没联系校长、高层,老师的顾虑比较多。反复找老师、各级领导核实细节,花了大量时间。”史强说。今年3月,他跟学校协商一致,陪着李红豪及其父母,与校方共同商量解决的办法,“开始气氛还好,谈到还原事件本身,李红豪情绪上来,局势失控。李红豪觉得委屈,激动,老师也觉得自己没问题。”最后还是僵局。
学校也曾表示,不反对李红豪回校上学,但李红豪的家长觉得,得有个说法才能回去,否则在学校里抬不起头。“我觉得学校太武断。如果他违法,公安局会找他;如果他违反校规,那你就拿个白纸黑字的东西出来,违反了什么,怎样处罚;现在是完全没有说法。”李父宽厚温和,即使说到这个话题也并不显得激动,“写作文本身就要鼓励学生有独立的思考独到的见解,这才是个好学校,才是育人的地方。实际上我后来看了作文,我觉得一点问题没有。现在的情况是耽误了他的青春,做家长的非常惋惜,我认为他是一个人才。”
校方起初一直不愿把那份作文试卷提供给媒体,史强第五次去学校,才终于拿到一份复印件。这倒是间接地替李红豪撑了腰。“假如这篇作文,问题真像他们说的那么严重,应该巴不得马上拿出来给全世界的人看——你们看这个孩子问题多大。”李红豪说。
今年4月,李红豪虽已离校一年,同学还是把他叫回学校一起拍毕业照。现在除了出门参加同学们奔赴大学之前的各种聚会,在家看书、看世界杯,李红豪并没有固定的日常生活作息表,对于未来,也还没有明确的方向。
如果他想再写这样的小说,很明显的难题是没有了生活素材。所以他也有点想回去“把高中生活完整地体验完”。也有老师建议他出国,并且可以提供帮助。“我现在最想的就是直接到大学。韩愈不也是科举考了几次,考公务员又一直考不上,索性直接给当朝宰相写信……所以才有《杂说》,写伯乐和千里马。”李红豪非常擅长从历史典故中为自己找到榜样。“你知道我有多想给清华大学校长写信吗?我又觉得不可能。”
父亲也希望他能正常地上大学:“大学的资源毕竟不一样,有好的老师,图书馆那些书,也不是你自己想买就能买到的。你要写书,读大学也不耽误写书。”
但有心接收李红豪的大学,恐怕需要有足够的气度与自信,因为他可能像李敖那样不正经上课,也可能再度批评大学的体制。
李红豪还有个朦胧的想法,也许会写历史题材的小说。在时代上,他尤其钟情魏晋,最崇拜的人物是“竹林七贤”里的嵇康。“你有时间也该看看。”他郑重地向父亲推荐。“我没那个时间,”父亲说,“我还得挣钱养你。”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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